映象新闻

法律没有列出特首会同行会作出决定时需考虑的因素，只是要求它考虑通讯事务管理局的建议。

因为食安员并非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而是企业内部的组织。如果食安员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国家可以予以处罚，可以要求企业解除其职务（但不是要求解聘），更换新的食安员。

食安员在提出整改意见后，所在单位拒不改正的，有权向监管部门反映或举报。食安员应当定位于企业内的高级管理层，是企业中除企业负责人以外的安全管理最高责任人。进入专题： 食品安全 。由食安员具体负责本单位的事故报告义务未尝不可，落实到人也有助于报告义务的履行。如果这样规定，那么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同时，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食安员的管理和建议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又维护了企业的经营自由。

但如果企业对食安员的建议不予回应或回应明显不合理，导致事故发生的，国家可从重处罚。要么作为违法生产经营的情形之一，没有配备者予以行政处罚（吊销许可或责令停产停业等）这次庭审在法理思考上的扩散效应还在于中纪委证据是如何转化为检察院证据（通过案卷移送，可认为最高检证据已经合法地被济南市检完全接受），进一步，检察院证据是如何转化为法庭证据。

（参见Douglas Walton， Informal Logic， Cambridge， 2008， p.171， 184）严格来看，相似非难是一种典型的注意力转移（Red Herring），因为就上述论证本身而言，甲本身是否从事或者实施了相同或相似的错误行为与甲乙论证的争议点是毫无关联的，简而言之，争议点在于对乙的行为作出一个法律上的评价，这个评价与甲本身的问题并不产生必然的逻辑关联。法律视角认清蒙太奇方案的方法便是抓住方案两端的实际交易人--徐明和谷开来。薄熙来在重庆市委常委会提出免除王立军之公安局长职务时，虽有人提醒薄熙来必须事先征询公安局党组同意时，但薄熙来罔然不顾，强行要求市委常委会通过其提议，似有滥用职权之嫌。购买枫丹o圣乔治别墅(Villa Fontaine Saint Georges)的蒙太奇方案（Montage Plan）是薄熙来案中的涉外因素最为密集的法律问题点，现代公司法中的诸多跨国问题都被庭审展示出来：公司之注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股权交易、公司股权代持协议、涉外商事交易、涉外物权合同等等。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判决结论的作出全仰仗以真实、有效、合法的证据所锁定的事实，之后通过将事实涵摄到明文的刑法条文中的方式定罪，然后依据其犯罪情节的轻重来量刑。笔者也姑且将之称为一种自我批判式的法律党人的司法评论。

若以今日薄熙来案之审判来追缅法治主义在中国的百年生命旅程，吾人不难发觉：法治主义生长之初背负着邦国救亡图存的使命，而今天，法治主义承担着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3日）然而，法庭面临的最大挑战依然是事实争议，这似乎成为一个中国式法律审判永远无法绕开的死结。也许对于进入高度发达的二十一世纪的国人而言，法治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常识。只是，这种司法策略在李庄案（第一季）中没有成功而已。

（参见[2013]济刑二初字第8号）判决书最后一段尊重和依法保留了薄熙来的上诉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本篇司法评论的目的就在于揭示薄熙来案在宏观和微观上对中国法治具有的法律意义。理由在于： 首先，相似非难论证必须与类比论证相区别。

（七）法律问题 7：国法、党规孰为罪与非罪的终极判断依据 薄熙来案所涉之滥用职权罪，主要关涉王立军公安局长之职被撤是否合法的问题。但是，在这司法审判和司法评论之间，谁人知道：今天的法治实际上关乎命运？司法评论本身不过是那个命运的一个小小的注脚而已…… （全文完） 2013年9月25日星期三定稿于武昌珞珈山枫园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薄熙来案 。

形同中国古人所言法者，治之具也。中国当今社会的反腐败难题，不仅面临反腐败运动中的道德责难也面临着笔者所提及的这个逻辑困境。

中国刑事审判中的事实争议主要在控辩双方的言辞陈述和证据出示中展开，法官则于两造之间根据刑事诉讼法驾驭和控制着事实争议的流动和走向，这一点体现了明显的以侦查为中心的职权主义控辩模式。但依据党管干部的原则以及公安局长职务本身所具有的高度重要性，党内文件则要求公安局长的决定任免必须经过本级党委常委会的讨论通过并征得上级公安部门党委同意后，方可以进行。而薄熙来的辩论策略则在最后一天把案件推向戏剧化的一幕--薄、谷、王三人感情关系纠葛。由于司法评论本身亦可接受法律人的评论，在此意义上，由常识理性和法律理性相互交织的评论得以形成连环无尽的网络，也得以在这个网络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千百万的个案，亦不同于普通官员的落马，薄熙来案成为共和国建立后鲜有的针对党政高官公开审理的重大案件，这也是继四人帮世纪审判之后，我国第一桩公开审理的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涉嫌犯罪的案件。其次，相似非难论证与禁止歧视（Non-discrimination）、平等原则（principle of Equality）存在适用上的不同。

根据笔者粗略总结，庭审中可能关涉的法律问题如下： （一）法律问题1：司法管辖权之界定与划分 通常而言，司法管辖权是指主审法院对一定的案件具有审判和裁判的权力，法理意义上，司法管辖权（Jurisdiction）之基础常常存于四：属人管辖、属地管辖、保护性管辖和普遍性管辖。然观诸人类的文明史，确如梁任公所言：文明人何以尊于野蛮？文明人能与法律相浃，而野蛮不能也。

禁止歧视（Non-discrimination）、平等原则（principle of Equality）要求法治对于任何其所欲规制的对象等着等之，差别的存在只能通过不等者不等之而得到例外的正当化。  四、 结论和启发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曾经的权力持有者的罪与罚。

由薄熙来案所折射出来的反腐败难题当然不可能随着此案审理的终结而得到解答，但不可否认的是：若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因为反腐者的腐败而放弃法治化反腐的制度选择，那么腐败所生长的文化土壤、制度土壤如何在法律逻辑上开辟出一条崭新且奏效的出路呢？ （三）法治意涵3：法治主义的中国命运 如果把薄熙来案放在法治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个世纪左右的历史来看，关于何为法治的探讨始终应该是从普法课堂出发走向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然后再次返归一种更加深刻的普法。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

电影理论家贝拉o巴拉秋(Bela Balazz1886-1952)对蒙太奇下了较为具体的解释，他说：蒙太奇就是把导演摄影下来一个一个的镜头(Shot或Cut)依照着一定的顺序链接，进而将这些具有连续性的镜头综合，使它产生导演本身所意图的效果，这种创造过程可以比喻成一个工程师把一些零零碎碎的机件组合，配成一件完整的机器一样。相似非难论证则允许腐败者将这些原则工具化从而弱化指控方的控诉，以达到免于罪与罚的目的。而关于庭审辩论的法理部分，似乎庭审记录并未明确展示控辩任何一方通过阐释法律条文背后的法理来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论证。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学术研究之方法论上曾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

然而最为吊诡的现象却是：是随着庭审控辩双方关于事实争议的你控我驳，事实争议本身化身成为法庭调查的最大的波澜，这种此起彼伏的波澜展现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在争点不转移的情况下，此案如要推翻彼案的法理，那么唯一的途径在于证明：此案的事实在性质上与彼案完全不同。

基本可以判断无疑的是：由于各国普遍认定物权交易适用的准据法为物权行为地法（lex domicilii），故枫丹o圣乔治别墅的所有权转让受制于《法国民法典》。如果说有这样法律辩论存在，那么至多是检方通过构成要件之法理将被告人的行为涵摄到了刑法第385条（受贿罪）、382条（贪污罪）、第397条（滥权罪）中。

而诉讼参与人均未提出回避申请（参见薄熙来案庭审实录，济南中院，2013年8月22日），这意味着司法管辖权之异议并非本案的首要争议。取乎上者乃是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程序化、程序问题技术化。

因而物可自取，人可轻视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与西方欧美诸国的刑事判决书相比，法庭本身所持的法理说明需要阅读者在事实和规范中自行寻找。由于司法评论本身亦可接受法律人的评论，在此意义上，由常识理性和法律理性相互交织的评论得以形成连环无尽的网络，也得以在这个网络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虽然法治主义的推行受制于一定的政经结构，但是，法治绝非仅仅是强力者的单边游戏规则，法治主义的精义之一便在于论理（Argument）和说服（Persuasiveness），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不单单是一种强力之治，法治在更大程度上还体现为一种理由之治。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就是通过法律、至少是某种制度安排对原始野蛮行为的驯化史。

无奈的是：任何组织化的机构总是不能将自我设计得完美无缺，现代公司法不但面临种种欺诈、虚假交易的挑战，更面临着法人治理结构上是否为个人打开腐败的方便之门的危险。薄熙来案第一审庭审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开庭。

取乎上者乃是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程序化、程序问题技术化。回归上述甲乙两人关于腐败与反腐败的对话和论证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乙方的论证可以被归结为法律逻辑学上的相似非难论证。